2026 年 6 月
（本文基于我在牛津辩论社（Oxford Union）所做的一次演讲。）
既然这里显然是「未来首相俱乐部」，那我就来讲讲一件希望更多政治家能理解的事：人是如何成为亿万富翁的。
我希望这即使对不打算从政的各位也有用。你们当中做不成首相的，可以改行去做亿万富翁。
我之所以了解这个话题，是因为 21 年前 Jessica 和我创办了 Y Combinator。如果你没听说过 Y Combinator，它既是投资机构，又是创业者的学校。自 2005 年创办以来，我们一共投资了大约 6500 家公司。
创办一家成功的创业公司，是成为亿万富翁最常见的途径，所以实际上过去 21 年，我一直在训练人成为亿万富翁。目前已有大约 30 人成功了，还有更多在路上。
所以你能想象，上个月听到一位美国政客说「挣到十亿美元是不可能的」时，我有多震惊。那种感觉，就像一位花样滑冰教练听到有人说三周半跳（triple axel）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当然可能。很难，但可能。
当然，她并不是在说成为亿万富翁不可能——那显然可能。她也不是在谈收入与资本利得的区别，不是在做会计层面的辨析。她的意思是：不干点坏事、不以某种方式作弊，就不可能变得那么有钱。
几天后，我在跟我投资的一家创业公司的创始人聊天。我照例先问她的增长率是多少。她说，上个月 93%。我指出，这意味着她的净资产也在以每月 93% 的速度增长。她变富的速度快得惊人。然而她没干过任何坏事。她的公司增长如此之快，原因很简单：用户爱死了她做的产品。所以从亲身经历里，她能感受到那位政客错得多离谱。她没有剥削任何人，恰恰相反——她的公司增长这么快，是因为她和联合创始人拼命工作让用户满意，于是用户口口相传告诉了朋友。而这，就带来了指数级增长。
那天晚些时候，我在网上谈起她的例子，有人回复说：「有几百万、每月增长 93%，跟成为亿万富翁完全是两码事。」
我怀疑很多人会同意这句话。但结果它不仅错误，而且错得非常有启发性。
所以我想请大家帮我个忙。请你们拿出手机，算一个数。我知道这看起来有点刻意，但我保证对你们有用。我要让你们做我作为投资人最常做的那类计算，这个体验会让你们真正体会到创业公司是怎么回事。
如果我们用最保守的方式理解他那句话，假设「几百万」指的是 200 万，那么她的公司得增长 500 倍，她才能成为亿万富翁。所以我们要算：每月 93% 的增长率，要花多少个月才能让某个东西增长 500 倍。
为此我们要算「以 1.93 为底 500 的对数」。最简单的办法是打开 Google 搜索，它可以直接在搜索框里算数。去 Google 搜索，输入 log(500, 1.93)。如果你输对了，得到的答案大约是 9.45。
这就是从 200 万起步，按 93% 的月增长，成为亿万富翁所需的月数。「有几百万、每月增长 93%」跟「十亿」，实际上并不遥远——它们只隔着九个半月。
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见到创始人，第一句总是问增长率了。
但我不想被人指责用了不现实的数字，所以我们取一个更保守的增长率看看。看看每月 15% 会怎样。这其实一点都不罕见，我经常遇到每月增长 15% 的创业公司。
如果你的营收每月增长 15%，五年后你会多赚多少倍？要算这个，我们需要求 1.15 的 60 次方（因为五年是 60 个月）。所以再去一次 Google，这次输入 1.15^60。答案大约是 4384。意思是五年后你的公司会多赚 4384 倍。如果你现在每月赚一万，五年后你每月大约赚 4400 万，一年 5.26 亿。到那时，如果你像创始人通常那样持有公司的相当份额，你就是亿万富翁了。
在现实世界里，增长率往往会略有放缓。一家非常成功的创业公司，第一年的增速多半高于每月 15%，第五年低于每月 15%。但你最终到达的地方差不多。如果你二十出头创业，完全可能在三十岁之前成为亿万富翁。很难，但可能。
我想让你们亲手算一遍来感受这点，因为现在你们理解了人们创业的原因之一：指数级增长就像魔法，它能产生看似不可能的结果。这也正是一些政客不信任它的原因。他们不懂指数增长的数学，于是看到有人变得在他们看来「不可能地有钱」，就认定他们一定作弊了。
但现在你们至少通过亲手计算明白了：成为亿万富翁，不必作弊。你们亲眼看到，计算里只有两个数——增长率，以及它能持续多久。如果说「不作弊就不可能赚到十亿」，那么这两个数里，哪个是不可能的？每月增长 15% 而不作弊，肯定不是不可能，创业公司天天在做到。而你能以这个速度持续增长多久，取决于市场的大小。显然，要增长 4000 倍，市场就得有至少 4000 倍的需求。但你需要的就是这个。而作弊又怎么可能扩大市场规模呢？
如果你只打算当首相，现在可以不用听了。我们已经证明，挣十亿美元确实是可能的，因为它只取决于两个数：一个创业公司不作弊也经常能达到，另一个作弊根本影响不了。
但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亿万富翁，我们就该讲得更细一些，尤其是第一个数——增长率。
要每个月都以稳定的速度增长，你必须做出一个好东西，好到人们会告诉朋友。事实上，这也是我总是一上来就问创始人增长率的另一个原因：它表明你有没有做出对的东西。
那么，到底怎样才能做出让人们喜欢到会告诉朋友的东西呢？市场经济的麻烦——同时也是它的伟大之处——在于，很难做出「顾客想要但还没有」的东西。一旦某个新的、可满足的需求被发现，人们就蜂拥而上满足它。所以你必须发现一个还没人知道的需求。
怎么发现？靠你自己感受到这个需求。
你们还年轻，而年轻创始人通常应该做自己就想要的东西。你还没攒够经验，不足以知道别人需要什么。但与此同时，你自己的需求是独一无二的珍贵，因为你的需求预测着未来的需求。你正处在人们开始使用新事物的年纪。现在你和你朋友开始用的东西，十年后所有人都会用。
由于你对别人需求的直觉通常是个糟糕的信号，而你自己的需求是个格外珍贵的信号，所以你通常应该听后者——你应该做你和你朋友都想要的东西。
做你和朋友都想要的东西，不意味着你必须做一款消费级产品。也许你和你朋友是分子生物学家，现在可以对 DNA 做一些很酷、却被所有人忽略的事。也许你和你朋友痴迷无人机。这个点子不需要有广泛的吸引力，它真的只需要吸引你和你朋友就够了。
别担心第二个数——市场规模。既然你在预测未来需求，市场自然会增长。而且你总能扩张到相邻市场。你只需要在「未被满足的需求」这片疆域里占一个滩头阵地，再从那里扩张。
怎么获得这样的点子？答案是创业公司最反直觉的一点——这可不容易，因为创业公司反直觉的地方多了去了。但获得最佳创业点子的方法，不是去找创业点子。如果你有意识地去找创业点子，你会变得过于保守，会把那些离群值砍掉。因为最好的创业点子，一开始往往听起来烂透了，烂到如果你有意识地在找点子，你会直接拒绝它。而正是这一点，让它们迟迟没被发现。
想象一下，Apple、Facebook 或 Airbnb 起初听起来多像一个坏点子：会有多少人想要自己的电脑？一家公司怎么靠本科生在网上互相「窥视」赚钱？谁会花钱睡在别人家地板上的气垫床上？我们知道这些点子后来的结局，所以很容易改写历史，但我清楚记得 Facebook 和 Airbnb 起初听起来有多糟。我们投了 Airbnb，而我们当时也觉得这个点子不好。我们投他们，纯粹是因为喜欢那两位创始人。
那么，不刻意去找，怎么找到创业点子呢？答案是：和朋友一起做项目。最好的创业公司都来自这里。起初它们甚至不打算成为公司，只是有人因为觉得「做出来会很酷」而做的东西。Apple、Google、Facebook 都是这么起步的。它们一开始没有一个想成为公司。
这之所以行得通，就是我前面说的：你在预测未来需求。所以如果你只是随手做点你觉得很酷的东西，你做出来的东西其实远非随机。
这正是那种「你的潜意识比显意识懂得更多」的情形。任何让你真心觉得「做出来会很酷」的东西，都有很高的概率通向一个好的创业点子，无论它听起来多荒唐。你做的东西，再荒唐也荒唐不过我们 2006 年投的一家叫 Justin.TV 的公司。它就是一个叫 Justin Kan 的人，脑袋侧面绑着个摄像头到处走，把他身上发生的一切都直播出去。但这家公司后来做得相当不错。事实上你多半听说过它，只是换了个新名字——Twitch。
创办成功创业公司的关键，是深刻理解某一群用户，深到你能做出他们恰好想要的东西。如果你年轻，你可以、也应该用「为自己做东西」这条捷径——你理解你自己。但这只是那条更普遍法则的一个特例：只有深入理解用户，你才能做出让他们爱到愿意告诉朋友的东西；而只有这个东西，才能给你创业公司真正成功所需的指数级增长。
除了创业，还有别的致富途径，其中有些确实需要你剥削别人。但创业是变得真正有钱最常见的途径，而要想创办一家成功的创业公司，关键不是剥削，而是共情。用户真正想要什么？你能为他们做什么，让他们的生活显著变好？这种共情，正是我们在创始人身上寻找、并在录取的人身上悉心培养的东西。
人们在你所处的社会里如何致富，是理解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事情之一。你不能让意识形态、电影，或者几百年前的史例来决定你对这件事的信念。你必须观察你身边的世界，看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。如果你想自己动手做，显然你会被迫弄懂它是怎么发生的。所以我对你们倒不太担心。我担心的是未来的首相们。
你们需要记住这场演讲。所以为你们，我把要点总结一下：
决定一家创业公司能做多大、进而决定创始人能多富的，只有两个数：增长率，以及它能持续多久。第一个数，靠做出用户喜欢到愿意告诉朋友的产品来获得；第二个数，靠身处一个大的市场来获得。如果你朝着一个大市场指数级增长，你的公司就会变得值钱，你作为股东就会变富。要让这一切发生，你不仅不必作弊——只要你持续让顾客满意，它就会自动发生。
感谢 Trevor Blackwell、Jared Friedman、Jessica Livingston 和 Garry Tan 阅读本文草稿，感谢 Arwa Elrayess 和牛津辩论社的招待。